在黄伟光看来,成果转化还面临难度高、成果少的情况。“由于转化过程多为原有研究活动的精确细化(工程化),难以符合科研评价中的‘首创’要求,不易出现‘高档次’成果,多数科学家不愿从事这一工作。”他表示,加之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交叉,但目前大部分院校的PI体制难以支撑后续工程化研究,导致科研成果数量巨大,但具备转移转化的成果并不多。
根据近年调研高校和科研机构情况,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委员剖析,“理想”的实验室环境与“现实”的中试、量产环境差距较大,在科技成果市场前景不明前提下,风险资金难以投入到中试和量产等耗资较大的中间环节,导致很多实验室获得的发明创造难以有效产业化。
“短视性考核制度加剧了科技成果转化难度。许多科研院校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以自然年为单位,这与科研本身规律相矛盾。”刘建说,即要求科研人员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科研任务量,而非以研究周期进行考核,使很多科研人员的应用研究项目不是以成果转化为目的,而以结题为目的。“浅尝辄止的研究,自然导致结题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。”
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点变成老堵点,老问题有什么新解?刘建认为,除培养人才、知识积累、科学研究外,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把向企业和社会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作为重要目标,不能只为研究和评奖而研究。
“建议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上,给予科研院所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支持,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改进和完善职称评定和岗位考核办法,增加应用型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转化的指标权重,探索设立成果转化类职称和岗位。”刘建说,要把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形式,重点通过产学研合作、技术转让和许可等进行转化。
在黄伟光看来,既懂科学、技术、金融,又懂工程、商务和市场的专业转移转化机构将提升转化成功率,政府应建立相应准入标准和监督机制。“让企业、科研院所和大学联手设立研究机构,变以往‘接收成果’为‘联合孵化’,让成果孵化前移至实验室后期,鼓励科学家带着成果走出实验室与企业联合成立合资企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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